2012年7月13日，潘家铮同志去世。我在两天前去医院看他时，他正在生死线上作最后的斗争。他紧闭双眼，极其艰难地呼吸着。我在医院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勉强睁开眼睛，和我作最后的告别。他看着我，好像在说：“你们还要干啊！”是的，我们还要继续前进。作为科技创新的旗手，你把中国的水电建设带到世界领先的地位，我们还要继续培养年轻一代，创造新的成绩。

　　潘家铮同志在中国科学界有很高的声望。他是两院（中国科技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届副院长。但在水电界，我们还愿意叫他“潘总”，他是我们的潘总，他永远是我们的潘总！我是在1958年水利和电力两部合并后才逐步认识潘总的。1966年，新安江水电站遭遇建成后第一次大洪水的考验，那是我国第一座以电厂的厂房顶溢流洪水的大坝。我带领水利电力部的一位苏联专家，怀着崇敬的心情，爬上水电站的厂房顶，观察溢流后的情况。我并没有问设计者的姓名，因为新安江的设计单位——华东水电勘测设计院有好多位老资格的老总，我以为这肯定是出自名家之手。当时并不知道，设计者是一位年轻工程师，这位年轻人将原设计的实体重力坝改为大宽缝重力坝，并创造性地采取了许多先进措施，使这座坝高105米、库容212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当时新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在短短三年内建成投产。周总理亲笔写下“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利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新安江大坝的建成，为我国以后建设的丹江口、潘家口等十多座宽缝重力坝树立了样板，成为我国广泛采用的一个坝型。

　　我知道潘家铮的名字，是在20世纪70年代建设葛洲坝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部里的几位司局长闲谈，劝他们常去葛洲坝的设计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沟通，不要光用公文来往。他们说，长委的干部很骄傲，不太搭理他们。在谈话中，他们谈到，从北京去长委的技术干部，只有一个人非常受尊重，这个人叫潘家铮，他去长委时，还被邀请作报告。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才，当时他是水利水电规划设　 计院的总工。后经部党组研究，调任水电部的总工。在多次工作中，感受到他那种追求真理、不惧权威的创新精神。

　　第一次是有关葛洲坝二江泄水闸下游消能设计的争论。有一位国内的水工权威向中央提出，长委设计的轻型消能设计不安全，建议改为重型。我们委托潘总和曹楚生同志主持复查。他们研究后，肯定了原设计，否定了权威的意见。经过建成后的长期实践考验，证明了他们的结论。第二次是有关黄河龙羊峡的坝址安全问题。1983年，世界岩石力学权威、奥地利的缪勒先生在考察龙羊峡工地后，认为坝址地质不安全，需要大大增加工程量，使国内震惊。我们委托潘总去现场复查。他在现场主持讨论后，认真分析了计算成果，否定了缪勒的意见，肯定了原设计。经过龙羊峡建成后长期运行的实践，验证了他否定外国权威的结论是正确的。

　　对潘总创新精神最严峻的考验是承担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三峡能否兴建、应否兴建，是水利水电界长期争论的大事。潘总过去所在的单位、他过去的领导和同事，很多都是“反对派”。水电部党组建议由他任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对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下来，并兼任枢纽工程及地质组的专题组长。

　　这个专题组要答复的问题是：三峡工程建设是否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投资和工期都大大超过预算的“无底洞”？工程建设的实践验证了他们的论证。

　　潘家铮同志本人，并没有国外留学的学历和国外工作的经历，他就是一位浙江大学毕业、在新中国建设中成长的科技干部，但他将新中国水电建设的技术水平，引领到世界第一位。他靠的是：扎实的理论基础、高度负责的实践精神；最基本的，是他对科学真理的热忱追求。

　　只有真理，没有权威，这是他的人生哲学。在工作和学习中，要“吃第一只螃蟹”，这是他的人生追求。

　　潘家铮同志走了，但他的功绩将永远屹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他的创新精神将永远引领着我们继续攀登科技的高峰！

　　2013年4月28日

　　（作者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