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轮到华沙举办一届令人失望的气候变化大会了。过去的二十年，很多其他城市也“有幸”举办过这样的会议。此次大会，195个国家勉为其难地同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而不是做出更加强有力的“承诺”。目标仍然是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达成一项有力的协议。成功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这是经验之谈。

　　这之所以令人沮丧，是因为如果能够快速、有效而又一致地行动，世界或许可以以有限的代价，消除灾难性后果的风险。耶鲁大学(Yale)老牌气候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在其新书《气候赌场》(TheClimateCasino)中指出，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摄氏度内的成本将是全球总产值的1.5%。这只是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量。但如果排放量占一半的国家不参与，缓解气候变暖的成本就会高得多：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摄氏度内甚至是不可能的。

　　诺德豪斯教授在这场争论中只发出了温和的声音，他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应该接受采取行动的成本。温室效应是一门基础学问。排放一直在快速增加。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目前已经超过400ppm，比工业革命之前高50%，也远高于过去100万年的水平。过去的150年，全球气温一直在上升。近年来的高温状态并不罕见。除了人类活动之外，气候科学家无法为气温上升找到别的解释。

　　怀疑论者似乎是在说，不确定性意味着正确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在雾天的道路上，有多少别的车在行驶、它们的速度多快都非常不确定。但就是这种“不知情”让谨慎驾驶变得非常重要。气候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考虑到气候系统的不确定性，最明智的做法当然就是谨慎“驾驶”。

　　关于这种不确定性，有一点特别重要：临界点。我们都知道，过去地球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的情况是，某种我们没有充分理解的过程可能将这个世界带到另一个或许不可逆转的状态：大冰原的坍塌就是这样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海洋环流的巨大变化；还有一种可能是气候变暖的正反馈过程。此外，虽然人类可能希望控制这类事件的经济影响，但它们对于海洋或者是大规模灭绝的影响，人类却没打算控制。

　　如果不对最糟糕的结果加以防范，在“气候赌场”中玩就是不明智的。一些人对地质工程提供的可能性感到激动，但这又增加了一场赌局。更加明智的做法显然是限制温室气体的过度积累，前提是这样做的成本不会高到离谱。

　　碳排放是一种消极的全球外部效应。我们不清楚这种外部效应的成本是多少，但我们非常确信一定大于零。外部效应不会自我解决。在没有有效的个人财产权的情况下，它们需要政府行动，在气候问题上也就是将近200个国家政府的行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所有国家就碳排放价格达成协议。然后每一个国家都会征税：诺德豪斯教授建议价格应该是每吨碳25美元。征得的税收由本国保留。协商只能是围绕价格。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将专注于相关新技术的研发，并确保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低成本获得最佳的技术。他们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呢？答案是：低碳的大气环境符合全球公共利益。

　　现在来看，根本无法以乐观的态度去期待这样的事会发生。部分原因是，这必须签署长期的全球性协议。这又进一步提出了代内和代际平等的难题。但相关努力可能失败还因为，怀疑论者（成功）在知识界搅局，以及相关利益集团做出可以理解的抵抗。一些行业，包括电力行业和能源密集行业，将发出抱怨。但这些抱怨必须放在大局中来看。十年来，政治力量强大的美国煤炭业失去的就业岗位可能达到4万个。但与2008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的情况相比，这个数字很小。

　　除此之外，普通民众担忧，如果不能免费向大气中排放碳，他们的境况就会更差，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同样清楚的事实是，低碳能源供应依然比较昂贵，一些技术还没有在有意义的规模上得到证实。此外，如果采取大的举措就必须提高脱碳率。这不会是自发的，它需要推动。

　　提高碳排放价格，加上支持基础研究，应该能够产生这样的推动力。幸运的是，证据表明目前家庭和公司还没有做到优化能源使用，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因为惰性。因此，碳排放价格的提高和严格的监管，甚至可能带来一些可口的免费午餐：碳排放降低而不损失经济产出。

　　假设，不论怎样陈述利害，都不可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全球协议。那么任何国家或者国家群体自己采取果断行动有意义吗？如果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答案是：除非采取行动的是中国或者美国，否则绝对没有意义。实际上，即使是中国和美国也不够，因为它们加起来也只占全球排放的五分之二多一点。但或许，一个国家可以对以下观点做出验证：降低排放的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确实是可能的。一些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做到这一点的国家甚至可能在一些相关的新领域成为重要“领头羊”。

　　不管怎么说，一些国家必须去尝试，否则每个国家都退缩，达成有效协议的努力就会失败。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赌：不会出现任何坏的和不可逆的后果。或许我们能走运。万一不，我们的后代会怎么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