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比自贸区的试点又来啦 中央紧盯领导干部家风
2015-02-28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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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家风;试点;经商;自贸区改革;违规;子女;领导干部配偶
每经记者 王辛夷 发自北京
“官二代”、“权二代”未来的不规范经商和经营活动会被置于放大镜下。
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项名为《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旋即引发广泛讨论。
这是中央深改组会议第三次出现单独涉及上海的改革方案,而前两次分别是《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自贸区改革试验,也就是说,此次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家风的意见被置于中央深改组的讨论桌,其可被期待的示范意义可和自贸区改革媲美。
强化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这是这些年备受诟病之风,也是很多地方的“苗头性问题”。许多赫赫有名的“大老虎”,正是这么来的。
“禁止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中央很早就有相关规定,但一些官员依旧绕开党纪法规利用权力为亲属经商提供方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分析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相关党纪法规也需要“升级”。
去年中央巡视组的专项巡视,在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方面,点了不少地方的名,其中也包括上海。
中巡组曾直言,上海“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当即表态,对此“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其危害性、严重性”,而且,“凡是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要坚决纠正,全面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抓好源头治理”。
很快,上海即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市委书记挂帅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反馈问题和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并再次明确要“注重标本兼治,在完善制度、创新机制上下更大功夫,从根本上防范类似问题重复发生”。而两个多月内拿出的这项《意见》,可视作一次对“标本兼治”的探索和回答。
中央深改组会议称,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跟踪进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要学习好、领会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是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他表示,这项工作在上海试点,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决心、敢于担当,把各项要求落实好,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家风不正与腐败难斩关联
古时有言:宰相家人七品官,在当下中国,领导干部的家人往往不喜当官而更喜欢经商,由此也引发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去年中央巡视组发现: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等”问题,河南省“市县主要负责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巡视中发现的违规现象受到处理。河南省共受理科级以上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线索148起,其中厅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35人。甘肃对存在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的16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7人。
那么,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
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甚至出现一套完整的畸形体系。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
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央对于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一直是高度警惕的。
1985年下文要求县级以上干部子女不能经商;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制止高干子女经商;2001年要求地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不得从事房地产、广告、律师、娱乐业及其他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10年要求干部不准为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党员领导干部之间也不能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在该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在实际监督中如何界定“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与公共利益冲突”两个问题,就存在操作难题。
谢春涛说,将家风作为领导干部作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是一种提醒和告诫,“但光有倡导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具体的针对领导干部家属各方面具体的规定,方便操作才能成为硬约束。”
在此背景下来审视,上海试点无疑是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家风”概念与治党治国理念的一个契合,其可被期待的意义就尤显重大。
“官二代”、“权二代”未来的不规范经商和经营活动会被置于放大镜下。
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项名为《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旋即引发广泛讨论。
这是中央深改组会议第三次出现单独涉及上海的改革方案,而前两次分别是《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自贸区改革试验,也就是说,此次关于规范领导干部家风的意见被置于中央深改组的讨论桌,其可被期待的示范意义可和自贸区改革媲美。
强化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这是这些年备受诟病之风,也是很多地方的“苗头性问题”。许多赫赫有名的“大老虎”,正是这么来的。
“禁止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中央很早就有相关规定,但一些官员依旧绕开党纪法规利用权力为亲属经商提供方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分析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相关党纪法规也需要“升级”。
去年中央巡视组的专项巡视,在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方面,点了不少地方的名,其中也包括上海。
中巡组曾直言,上海“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当即表态,对此“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其危害性、严重性”,而且,“凡是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要坚决纠正,全面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抓好源头治理”。
很快,上海即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市委书记挂帅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反馈问题和事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并再次明确要“注重标本兼治,在完善制度、创新机制上下更大功夫,从根本上防范类似问题重复发生”。而两个多月内拿出的这项《意见》,可视作一次对“标本兼治”的探索和回答。
中央深改组会议称,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跟踪进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要学习好、领会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是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他表示,这项工作在上海试点,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决心、敢于担当,把各项要求落实好,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家风不正与腐败难斩关联
古时有言:宰相家人七品官,在当下中国,领导干部的家人往往不喜当官而更喜欢经商,由此也引发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去年中央巡视组发现: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等”问题,河南省“市县主要负责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巡视中发现的违规现象受到处理。河南省共受理科级以上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线索148起,其中厅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35人。甘肃对存在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的16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7人。
那么,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
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甚至出现一套完整的畸形体系。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
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央对于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一直是高度警惕的。
1985年下文要求县级以上干部子女不能经商;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制止高干子女经商;2001年要求地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不得从事房地产、广告、律师、娱乐业及其他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10年要求干部不准为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党员领导干部之间也不能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在该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在实际监督中如何界定“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与公共利益冲突”两个问题,就存在操作难题。
谢春涛说,将家风作为领导干部作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是一种提醒和告诫,“但光有倡导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具体的针对领导干部家属各方面具体的规定,方便操作才能成为硬约束。”
在此背景下来审视,上海试点无疑是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家风”概念与治党治国理念的一个契合,其可被期待的意义就尤显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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