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杜冉乐 发自成都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近期终于落地，“人”的城镇化被提到了显要地位。
　　何为“人”的城镇化？当前国内社会各界众说纷纭。3月29日下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 “绿地西南十周年发布会暨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及展望论坛”上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人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是人的权利‘属地化’，包括人的经济、政治等4项权利，这4项权利是不能分开的。”
　　此外，按照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西南城镇化调研报告，截至2012年末，重庆、贵州、云南与广西城镇化率分别为56.9%、36.4%、39.3%和43.5%。除了重庆之外，其他三个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鉴于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还不高，在未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成为重点的形势下，选择正确的模式尤为重要。专家建议，应警惕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
　　一些与会专家及企业高层强调，在当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形势下，市场必须切实提到与政府平等的地位，让作为市场真正主体的企业与政府充分互动，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高城市规划水平，产城融合精细化及公共资源的均等化等配套需求也要及时落地。
　　注重人的权利“属地化”/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中西部地区成为焦点之一，尤其是西南地区。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表示，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刚刚进入加速期，因此，选择一个正确的城镇化模式，不仅对全国城镇化的发展，也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西南地区过去外出打工的一些居民已有了钱，随着当地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这部分人正在回流，也是真正的刚需购买力，西南的几个一、二线城市会成为发展的重点，但要防止局部风险。
　　西南地区新型城镇化该如何破局？杨宜勇表示，“近期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强调，这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是人的权利‘属地化’，包括人的经济、政治等4项权利，这4项权利是不能分开的。”
　　杨宜勇举例说，现在很多农民工虽然进城，其经济权利在城市，但其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及其他基本权利均在农村，如果这些权利不能在所生活的城市“属地化”，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对于新型城镇化提到的拟推出居住证制度，在杨宜勇看来，这应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对于那些农业转移人口来说，他们仍是半个城里人。
　　杨宜勇表示，“目前很多地方是赶农民进城，建农民城，失地农民就在农民城里，它和城市是两张皮，这个问题怎么办？答案是要尊重人选择的权利。”
　　实际上，早在2007年，成渝两地就被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全国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按照相关文件表述，这两个成渝试验区的初衷是为了破解城乡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之路。时至今日，成渝两地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包括户籍改革等。
　　政府主导城镇化模式遇阻/
　　前不久，曾有媒体总结了分布在东、中、西部的十大“鬼城”，加上近期杭州、秦皇岛等地楼市的降价潮，令人们惶恐不安。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教授黄燕芬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关产业没有及时跟上，单兵突进。
　　黄燕芬表示，在那些所谓的“鬼城”里，房地产业发展过于迅猛，但隐藏在这一背后的正是地方政府的强大推力，特别是在卖地上不遗余力。实际上，这也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
　　对于这种模式，倪鹏飞表示，有些地方政府处在一个中心位置，它试图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城镇化，政府掌握了从家庭征收的土地，向市场出售，取得土地资金，然后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它作为一个经济体参与市场，就有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征地时，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为促进经济发展，可能把商用用地价格提得很高，工业用地价格压得很低。在建设基础设施时，它可能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倪鹏飞补充解释说，这就导致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人地、产业与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城市体系等多方面的失衡。
　　对于不同于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倪鹏飞表示，“主要是三大机制，包括市场运作机制、政府与市场结合运作机制 （资金筹措机制、土地占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成本分担机制、红利分享机制）、政府调节机制。机制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市场决定，企业运作，社会参与。”
　　产城融合须走“精细化”道路/
　　“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但城镇化也不可能离开房地产。如经济转型要开发工业用地，旅游产业要发展，要开发旅游地产。”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西南事业部董事长、总经理孙志文表示，“房地产和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不仅仅相辅相成，还是有机融合、共同推进、必不可少的两个核心。”
　　如今，随着各地频频曝出城镇化问题，产城融合似乎成为当下解决“城市病”以及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一剂良方。
　　在贾康看来，对于产城融合，在国土规划、辖区规划方面，需要通盘考虑。如果在一个辖区内，既有产业，又有居民，又有城市发展，这时就需要在通盘条件下讨论产城问题。
　　目前，各地面临的显著问题是城市规划“朝令夕改”，上一届政府实施的规划还没完全落地，下一届政府往往推倒重来，导致产业重复上马，资源浪费。
　　贾康指出，除了政府在产城融合上责无旁贷之外，企业尤其是一线企业应该主动与政府互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让规划框架有一定的水准和可持续性。
　　“以前是政府说了算，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而现在凸显了市场这个要素。政府的意识要转变。”孙志文表示。
　　杨宜勇表示，产城融合要做到精细化。产城融合还需要政府和企业融合，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比如，新加坡最大国企淡马锡集团在成都做了创新城，在天津有生态城，在吉林建了食品城。”这些都是较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