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开始执行的被称为“史上最严”中国火电大气污染排放新标准，随后又出台了《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一年时间，执行情况可以分2个方面来介绍： 

首先政策方面，各地纷纷出台了行动计划的地方版，和国家版的行动计划相比地方版行动计划呈现两个趋势，一个是标准趋于严格；另外一个是完成目标时间缩短。有的省份可能缩短到2至3年。

其次技术方面，目前全国实现超低排放的机组数量越来越多，技术上不是一个难题但实际的路线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超低排放总归来说，从去年到今年只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任何技术都需要一定时间检验，一年很显然有点短。目前来说，超低排放还处在一个探索的时期。

如此严格的标准，火电企业在执行过程中鉴于各自情况不同、机组类型不一样等，遇到的困难也不尽相同，但有个普遍的共性问题就是资金投入。据我所知，超低排放的环保投入，一个电厂大概需要1到2亿元左右，这个资金量是巨大的，对于电厂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压力。

东部有一个电厂新建了2台60万千瓦级机组，它的度电成本增加了2分左右，这还是个新建电厂，机组的各项技术指标都比较先进，它需要增加2分左右，那可以推算老旧机组会增加的更多。

之前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专门发文探讨过超低排放和近零排放的问题，认为并不是越严越好，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超低排放的意义在于改善环境质量，从总量减排上来看，超低排放对环境总量控制方面的意义，各方现在有很多的争论。有一组数据，一个火电厂从烟尘这一项来说，它的烟尘原始浓度是30000毫克/立方米，达标排放的浓度是30毫克/立方米，超低排放后的浓度是5毫克/立方米。总量上来看，从达标到超低，对环境总量减排的贡献程度我认为是有限的。 

这两年业界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环保部门的监管能力能否跟得上标准的升级速度。因为国家最近几年的火电厂环保标准变化比较快，频率也比较高。有的环保部门的设备可能还是原来的老设备，这显然不能满足超低排放的检测需求。但设备的更新包括人才的储备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有的地方的环保部门监管能力可能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