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6日发布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下称《报告》)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哪一个方面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去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针对中国要不要通过大力发展核电，来摆脱目前的雾霾困境和二氧化碳减排困境的问题，《报告》认为，为了二氧化碳减排、治理雾霾而选择发展核电，无异于是“饮鸠止渴”。

　　《报告》主编、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慧说，因为这是在用危害更严重、更持久且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核废料的放射性污染，来代替目前的雾霾污染和二氧化碳污染。

　　《报告》认为，中国在设计和选择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时，应充分从发达国家已经吃过和正在吃的“堑”中长自己的“智慧”，不要重蹈覆辙，付出完全不必要的经济、环境和安全代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说，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使核电“已经安全可控”。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

　　“美国、前苏联和日本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王亦楠认为，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还不到全世界的1%)，如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

　　《报告》称，所谓“安全系数比目前国内标准提高了百倍”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目前在全世界都没有运营实践，仅有的4座AP1000核反应堆正在中国建造，施工过程中图纸“边设计、边修改”，AP1000的“更安全”只是理论上的计算结果。

　　“与极端的偶发事故相比，核能废弃物的安全处理却是人类面临的更棘手的长期问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王亦楠说。

　　目前，全世界443座核反应堆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全世界已经确定建设高放射核废料处置场厂址的国家只有芬兰。

　　芬兰于2004年开始动工修建一条500米深、3英里长的地下隧道(名为Onkalo)，以期永久储存核废料，工程之复杂前所未有，预计需要持续100年也就是到本世纪末才能结束。但这样一个持续百年的浩大工程也只能装下一小部分核废料，按照目前世界每天产生核废料的速度，人类必须建造很多座Onkalo才行。

　　英国学者PaulBrown在最近发表的文章《核废料处理成世界性天价难题》中指出，“一些国家正在积极建设核电站，但它们都忽视了一个可能遗患无穷的重大问题，过期核电站的关停和核废料的处理。”

　　《报告》称，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晓春称，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

　　与欧美相比，中国核电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民用核电机组运行时间最长的也仅为20余年，其余大部分机组运行时间才短短几年)。报告称，虽然我国核电离“退役”问题较远，但从国外核电退役难度之大、历时之长、成本之高来看，无论是与化石能源、还是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性对比，核电都不具备优势。

　　对于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问题，王亦楠称，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报告》认为，用生物天然气(沼气)替代常规天然气是最现实的选择，亟待政策关注。王亦楠称，中国亟须高度重视煤炭的清洁利用，同时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亟待创新。